白居易的故事是什么？
江州白司马
白居易有一首著名的《琵琶行》，记叙了他被贬江州时一段在船上的传奇人生：“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这首诗是他在江州时期写的。他贬谪江州，在九江度过了将近一年的岁月，江州人民对这位“白司马”有着很深的感情。他因一首诗惹怒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太监们，被以“越职言事”的罪名贬谪江州。
早在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春，十九岁的白居易游历长安，当时的京城官员“以钱买官，巧破律文”（《有唐书·白居易传》），他深感忧虑。在与友人聚会时，他写了一首揭露官场黑暗和批判行贿污史的诗：“秦氏多英俊，声名重当世。金张许史氏，赫赫经万世。自予已穷辱，壮心郁畴曩。览兹窟穴间，益愧蝼蚁状……”（《长安道》）
这首诗触怒了那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又炙手可热、权倾朝野的太监们，因此他们找到机会后便罗织罪名，借故贬谪了白居易。元和十年（公元815年），诗人因上书议论“宫市”（指以宫市的名义到民间低价拿钱购物，名为宫市，实际是强买强卖，等同于掠夺）一事触怒了皇上。那时，中唐皇帝的威严已荡然无存，连自己都成了太监的“木偶”；而“太上皇”、“少上皇”层出不穷，“人偶”皇帝被废黜、被谋杀，已成家常便饭。白居易上疏言事，自然冒犯了“太上皇”的权威和利益，“上怒，欲加白法，裴度、崔群奏奖其言，乃贬江州司马。”（《有唐书·白居易传》）唐宪宗怒而欲杀白居易，宰相裴度、崔群竭力劝阻，宪宗便贬谪他为江州司马。
白居易从长安被贬到江州，在当时人的心目中，那可是海角天涯，万般无奈。当时的九江还十分偏僻、落后和荒凉，一介文人到这里来，无疑是很不光彩的。他满怀悲伤地踏上“孤舟”，途经襄阳，过南下巴峡，顺江而下，在元和十年八月到达江州。白居易以司马（州府刺史的属官，当时是闲职）之职，无政事可管，但江州刺史仍命他管理文教。在江州的一年里，他写了七十二首诗。江州人民对这位才华横溢的“白司马”十分爱戴。白司马上任不久，便有“有吏夜卒卒扣关曰：‘主吏督租，而逋者已十数旬，恐迫，故来征。’”司马曰：“请明日来，我当与俱往。”吏曰：“诺。”既而至，主吏曰：“吾适出城，至某所，而某人卒卒来谒，执其手，涕泣以谢，曰：‘吾闻主吏使某追租，吾家岂肯逋汝租哉？独以不能偿，惧罪无所诉尔。吾贷汝钱若干千，可以偿也。’”司马视吏曰：“得无某人平反？”吏不能对，又不能辨，惊而趋去。他日，又来扣门曰：“有吏，以田移某所，而其兄嫂私取其租，民数诉长吏，不听，恐追租，故来告。”司马曰：“诺，吾当与俱往。”吏曰：“诺。”既至，司马取吏所移文视之，曰：“此地数亩耳？其租当若干？”吏曰：“十八斛。”曰：“然则汝兄嫂当为汝代三斛。民视其私租若干斛，则兄嫂实私汝三斛，吾不闻他也。”民谢而出，“（白居易》《江州司马厅记》）
元和十一（公元816年）年秋末冬初时节，白居易受当地人的邀请，乘船夜游湓浦。诗中所记述的琵琶女便是那时在船上认识的。琵琶女年轻时色艺超群，在京城时因擅长弹奏琵琶，被贵族子弟争相邀请演奏，一曲收千金；然而岁月催人老，年老色衰嫁商妇以后，孤苦伶仃，漂泊流落于江湖之上，最终在九江边靠弹奏琵琶勉强度日。白居易听了琵琶女一生的悲惨遭遇，想到自己的失意人生，不由得感慨万千，他写下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千古名句。江州的山水也深深抚慰了诗人的忧伤。白居易在江州时，时常在庐山和九江一带游山玩水，庐山的风景和风物使诗人深深沉醉并得到很大的心理满足。他在《寻春题诸家园林》诗中写道：“遇胜即游观，逢美即都想。岂唯赏高枕，亦足慰病愁。邻州竞招请，书札何翩翩。一月四五度，频劳长吏贤。……”在江州一年后，白居易应友人元稹的邀请游庐山大林寺。春天已尽，春花也凋零殆尽，一切春景都消逝了。当他登上大林寺时，看到这里的桃花正盛开，于是他又写下了“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的诗句。“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开”，这是诗人观察后得出的正确结论，说明了地形、地势与气候、生物之间存在必然关系。
白居易与江州的渊源关系，在他后期的《南草堂记》有更明确的记述，其中不仅写到江州的山水，也表达了自己对江州的情感：“予贞元十九年春始来洛阳居是州，东都所居其地，亦洛邑西之偏者。既出而仕，二十有四年，前后累迁，而一在东都者常少。今始授命归此官，而有田庐，又在城西，可俯而宅焉。而居洛西之偏者，亦二十有四年。且予之齿，三七之年也。予之齿已衰而发白，视茫茫，而血气亦消；予之足少倦于行，而神怠于游。将欲休，则有田庐，将以寄焉；将欲游，则有泉石，将以徜若焉。足不至，目不睹，手不操，心不念，则平生几所好，以是永毕焉。予将解官，则有田庐，将以退焉；乐天从京致仕后，以太子少傅分司东都。不忧贫，则有泉石，将以享其乐焉。既安且乐，不以贫忧，不以外事自汲汲，此盖吾之一生也。况又重居于洛滨之西，其与洛东西有山者，其来之数适均。盖东都之西、洛滨之西、东山之西，为三西焉。既老且乐，既安且逸，既得禄且有田庐，既好泉石且得遂，其请乐且毕其平生之好，又重居西之偏者，凡十有二西焉。则夫西者，天下之地，洛滨之士，其可胜道哉！虽然，是数，予之所得而可愿者，欲吾之心，而永保，得而无失也，则予之志焉。以西之得于予，予之得于其心，不亦宜乎？”可见诗人对江州是有感情的，他在江州的一年多的日子里，有苦有乐，在浔水之滨、匡庐之侧生活了一年后，诗人对这里的奇山异水和秀色已产生了深深眷恋之情。江州是他文学创作的重要地方，在此写下的著名诗篇为他的诗文增添了异彩。他以后的诗文中，多次提到江州，而对他晚年思想产生重要影响的，就是他“江州之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