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故事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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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描写了北宋末年山东农民起义从兴起到失败的全过程及其原因。全书除最后由宋江率领108位好汉上梁山,接受朝廷招安,成为平定辽以及剿灭国内叛乱的军事力量外,其余108回都以梁山好汉的崛起及其壮大过程为主线,贯穿全书,描写细腻而生动,尤其是对起义军从山东发展到开封附近时,宋江在内部遇到的重重阻力,写得波澜起伏,矛盾错综,扣人心弦,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

《水浒传》在艺术表现上的最大特点是借助于人物的典型化。作品围绕起义军的兴衰成败,写了三组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第一组以宋江、卢俊义为代表,写封建社会一部分被压迫的“英雄好汉”怎样由起义、壮大的过程,走向向封建王朝投降的过程。例如,宋江原来是个下层官吏,他“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人,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尽皆款留”。他因“私藏犯人”上了梁山,做了寨主以后,便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把“替天行道”作为起义军的口号和目标,表现出他从下层官吏蜕变出来还带有浓厚的封建思想意识,以后招安时就顺乎情理地成为宋王朝的鹰犬,成为对起义军的“镇山之虎”、“害群之马”。但是作家在宋江带领的英雄人物的典型性格中,还是赋予一定的反抗意识和具有侠肝义胆的光明磊落的品格,同时对宋江的反面性质和行为,并没有掩盖起来,而是大胆而真实地给予了谴责和批判,特别是对宋江以“忠义”为名去招安,使起义军败坏散亡的命运,都给予了无情的抨击与嘲笑,从而增强了作品的人民性。第二组人物是以李逵、吴用、阮氏兄弟等人为代表,写一批出身于劳动人民,最富有革命热情,以“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为口号,强烈反抗地主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农民革命典型人物的性格。第三组是以林冲、武松等人为代表,他们是介乎上述二组人物之间,性格既有农民大公无私、敢爱敢恨的斗争精神,又有侠客那种重友情、“义不帝秦”的品格。

为了生动地塑造出各个组群中一系列活生生的起义英雄,作家还发挥了民族艺术和古典小说所常用的“以草蛇灰线”的手法和“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似写曹操之奸诈”(金圣叹评《水浒》语)的烘云托月的手法,采用“以人写人”的方式,来多方位地揭示其典型性格。例如为了把宋江的性格写活,便通过李逵这种草莽英雄、纯朴农民的真挚、直率和耿介、鲁莽,来突出宋江的虚伪、奸诈和工于心计,为了突出吴用的大智若愚,足智多谋的一面,便把没羽箭张顺和矮脚虎王英,作为次要人物来起烘托作用;为了使花荣的“百步穿杨”的超人箭术和乐和的高超的歌唱艺术有更为生动的显现,便把“小李广”“金枪手”的徐宁和没有上梁山的乐毅作为侧面的反衬。同时作家还善于运用生动的细节和人物的语言及心理活动,来使这些典型人物栩栩如生。

《水浒传》在描写人物时,特别善于描写不同人物的特殊场面,使读者在这一场景的特殊氛围中,受到强烈地感染,从而给人以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例如鲁达为了救金氏父女,三拳打死了镇关西,作者用了一节的文字来渲染鲁达的侠肝义胆和痛打镇关西的机智和豪迈,从而加深人物性格的特征和对坏人的憎恶。在写王进单骑救史进时,对史进的武艺,作者并没有花多大篇幅来正面铺写,而是用几个动作和场面,便将英雄史进的武艺和个性,表现得如见其人,如临其事。

《水浒传》的情节曲折动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尤其是第一组和第二组之间的各种矛盾的冲突,写得惊心动魄。如宋江与李逵上梁山以后,吴用和李逵对宋江想招安的做法非常气愤,李逵更是大闹忠义堂,“口中骂道:反了,反了!”用板斧砍倒了“替天行道”的杏黄大旗。同时,李逵和燕青去东京请卢俊义上梁山时,遇到了李俊、张顺来东京买物,李逵见了便对卢俊义说:“他两个来买鱼,只看雾起时,便是我放火为号,你便去跟着那两个人,出城来接应,我却只在城楼下等你。天明便上梁山泊去。”可巧卢俊义的母亲已安排好了,要他出外打猎,李逵认为这是一个天赐良机,于是便用计诱引卢俊义去桑家庄,准备乘黑去杀苏、杜二奸人。谁知桑家庄却是乔道清和解珍、解宝的结义兄长,二解兄弟知道李逵等人杀机,便去桑家庄报信,使李逵的良苦用心成了泡影。当李逵、卢俊义在城中走投无路,混出关外,准备投奔梁山泊时,却又碰到张顺和李俊,使李逵的计谋,又一次落空。

《水浒传》对人物的典型环境、典型情景和典型氛围的刻画,有极为生动传神的描写。特别是对山东梁山、河北等处农村的风土人情,以及各处城市的阶级压迫和剥削,作者都作了生动逼真的典型概括。这种成功的刻画方法,大大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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