羞耻结局什么意思？
最近，因《我的天才女友》《荆棘鸟》《失明症漫记》《巨人的尾巴》等作品而声名鹊起的意大利作家埃莱娜·费兰特，继2016年接受意大利版《GQ》杂志采访后，再度接受一家德国报纸的采访，坦诚地表露了在许多问题上与法国女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不同的意见。她拒绝欧洲和平形象，称“欧洲是一堆战败国”；她虽然不赞成“英国脱欧”，但又反驳了英国工党及国际劳工运动；她尖锐地抨击了德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责任问题，指出德国人“不愿意面对历史”，“要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承担罪恶的德国人还没有出生”；针对同性婚姻与跨性别，她认为“这种变形的性别意识代表了欧洲文明的终结”，并指责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谈及欧洲男性社会问题时表现得“非常女性化”。她还公开抨击“女性主义已死”的说法，并拒绝被简单归入女性作家的同类，称“波伏娃笔下的女性都是失败者”。[1-2]
批评指责如潮而起。荷兰学者、费兰特作品译者贝斯女士要求费兰特公开回应波伏娃遗产，英国前工党领袖埃里克·斯温森指责费兰特“不懂历史”。而在德国受访时，费兰特已被要求回避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关问题，但她却仍坚持原来的主张。那么，这位不守规矩的女作家有什么与众不同？她为什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直言不讳地挑战许多条禁忌？
少女时期，埃莱娜·费兰特在阅读中受到波伏娃影响巨大，波伏娃对她的影响不仅体现在“选择写小说是不屈服于生活（波伏娃的选择）”，更体现在反抗权威：“波伏娃坚持女性的原创性，反抗以男性为中心的价值体系。后来，这些话语和手段也变成了女性主义者的对抗性武器。”[3]像所有西方女性那样，费兰特从小接受传统文学教育，阅读的是柏拉图、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切•米沃什等男性作家作品，在“男性中心文化”中长大的她，同样渴望成为传统意义上的诗人、哲学家。然而，“当我想成为一名作家时，我很快就被告知：那是男性的领地。但为什么男性就可以呢？于是，从20岁起，我就开始写‘女性的文学’”。“女性主义不仅让我认识到我的女性身份，还让我发现男性赋予自身的种种限制。”
上世纪70年代初，费兰特开始以“埃莱娜·费兰特”成名，此后20多年间，她既坚持女性主义立场，在作品里“拒绝谎言”、“拒绝把自然等同于舒服”，也坚持实验创新，构建自己的“声音”。1976年，她发表了被视为女权主义“宣言”的《女性日记》。然而，在她心目中，女权主义“不是一场革命，而是一桩罪孽”，于是，她通过写作“反抗”女性主义。1982年，费兰特在一段著名声明中说：“我很害怕女性主义，恐惧到想逃离它、远离它说的话（我甚至不记得我说过的那些话了）。”[4]由于费兰特持续不断地打破传统女性主义理论的“禁忌”，否定女性主义的“成见”，挑战女性主义的“边界”，所以，一些支持女性主义的学术理论家和批评家便不断地批评费兰特“虚伪”、“两面人”。
费兰特最著名的小说《无耻之徒》（2006），描写了一名女性如何被迫放弃女性身份以生存下来，“放弃女性身份”成了她们“可耻的宿命”。但她自己，却有截然不同的故事要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