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爱喝什么茶？
老舍在《茶馆》里写道，“我敢断定这里的人没一个喝茶的！” 事实是，现在北京人确实都不怎么饮茶了，尤其年轻人。但民国时却不是这样。 1930年代，日本学者谷川道雄来到北京，他在《首都的风俗》中写到，不论什么时候，无论在大街小巷还是公园，总能见到三三两两的北京人在喝茶。
当时北京有200多家茶馆，其中城内有142家，这些茶馆多分布在前门、东单、东四、西单、西四等地。除茶馆外，当时还有大量的茶棚，春游、夏日纳凉、赏灯、听戏、看庙会等都有茶棚。
关于老北京的茶馆和茶棚，《首都风俗》中有详细的记载： “……（茶馆）大抵分作上下两层，楼下卖茶，楼上待客。卖茶处设有茶桌凳子，有自来水龙头和烟筒等等。……有的还备有‘唱报’（类似报纸）、杂志，供顾客阅览，有的则用大碗茶招待。 这种茶馆大多营业至深夜，有的直至天明。有的茶馆兼营夜宵，如大栅栏的升平园、三庆园等处就兼营夜宵。有不少的顾客在深夜和半夜过来，要上一壶茶，吃点儿东西，聊上几句，或看看报纸，一直到天亮。 ”
1937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延安时，也注意到“边区政府很重视茶叶生产和销售，因为茶叶是一项重要的外汇收入。每个农民要缴纳五元至十元的茶叶税。” 除了国统区和解放区，在日本占领的华北地区，也有很多人从事茶叶种植以及加工贸易，并因此致富。
比如位于天津南郊的静海县张庄子村，就在抗日战争时期因种茶富裕了起来。 张庄子的茶树是从福建引进的乌龙茶苗，由广东茶农教授栽种工艺。 抗战期间，日军封锁了沿海交通，香港、上海等地的进出口贸易都受到影响，而位于中原地区的产茶重镇却因此获益。据国民政府经济调查处的统计，1938年到1641年间，河南信阳的茶叶出口量增加了5倍，安徽六安的茶叶增加近5倍；湖南宁乡的黑茶和云南普洱茶，也在当年成为出口畅销商品。